2018-01-30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过程中，上海对自身发展“再审视、再明确、再提升”，决定在全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以一种新的姿态拉开了“再出发”的帷幕。以大调研启动“再出发”，意义之重大或许只有放到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中，方能被深刻地认知和把握。
上世纪90年代初，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扣动了上海人的心弦，从而也将“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推向高潮。这次大讨论，是上海对自身发展实际的一次“再发现”和“再认识”，并由此开始了浴火重生。当时，有领导同志说过这样一段话：“上海的事情，不脱层皮，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为了破解难题，必须要“下去多做一点像样子的调查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创新转型发展的大浪潮，“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显现。同时，进入新时代的上海正迎来又一个历史拐点，面临又一次“再出发”的特殊形势和历史任务。此次以大调研作为“再出发”的起点，让人仿佛听到了一种历史的回响。调研的成效，或将再次决定上海的未来。由此，大调研“不容有失”。它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党员干部，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要做“正确的调查”
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大约一年后，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
毛泽东同志认为，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因此，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现那些被忽视的“实际事实”，进而“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而要想发现“铁的事实”，只有调查研究还不行，还必须要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否则的话，通过做不正确的调查研究获得信息和话语权，并据此来制定政策、指导工作，就会行不通、犯错误，危害会更大。
因此，在大调研中，如何防止“做不正确的调查研究”十分关键。当前，我们必须防止出现哪些不正确的调查研究？大体说来，以下几类情形尤为值得警惕：
一是经验主义的调查研究。这类调查者往往认为，自己作为当事人或者分管这个行当的领导多年了，对什么情况都了如指掌。无论开展什么样的调研，不管调研哪一类问题，都不会超出自己的“经验范围”。因此，调研最多只是“温故而知新”，而不会有“意外的发现”。
二是教条主义的调查研究。这类调查者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既定套路”，对自己所从事或分管的工作，都有一套现成的工作套路。因而，对超出这个套路之外的事实，宁可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在这类人看来，承认超出套路之外的事实，要么意味着自我否定，要么就是自寻麻烦。
三是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一般来说，这类调查者尚没有建立起对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刻认识，也没有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因此，他们不会给予大力注意，往往只做一些“以旧翻新”的调研，把以前掌握的调研材料重新打扮一下，就算交差了。
四是机会主义的调查研究。这类调查者通常把调查研究当作一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因此，会将很多心思花在研究、揣摩领导的意图和关注点上，偏离了调研的本意与初衷。
要发现“铁的事实”
通过调查研究来发现“铁的事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方面，发现事实不易。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而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既要发现事实，把事实搞清楚，又要对事实加以研究，求得规律性认识。在这里，发现事实是求是的前提，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此次大调研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要发现当前上海发展必须面对的那些“铁的事实”。
然而，发现“铁的事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搞清楚事实本身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不仅要沉到基层去看、去听、去问、去访、去谈、去体验、去感悟，从而与事实全方位照面、接触，进行全景式扫描，而且要对这些看到、听到、问到、访到、谈到、体验到和感悟到的事实，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和判断，最后获得对事实的正确认识。这样一个综合复杂的一步一步接近事实的过程，无论对调研者的工作作风、工作经验和知识积累，还是对其理论水平、政治能力和价值观念等，都是一大考验。
举例来说，一段时间里，大家在讨论上海为什么生长不出互联网企业巨头的问题。有人认为，这与上海的营商环境有关；有人觉得，互联网企业没有那么重要；有人提出，互联网企业不符合上海的发展战略定位。再如，对于上海营商环境的看法，有人认为“上海比较保守、自满”，创新意识和闯劲不足；有人则评价“上海不是保守”，而是规范、法治、有契约精神，更符合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要求。又如，对于上海的基础教育，有人认为上海中小学生拿了那么多次的全球竞赛第一，一些经验甚至被欧美国家引进，已经非常好了；但也有人提出，面对各种或明或暗的“择校”“择班”等问题，上海孩子太辛苦、家长太焦虑。对于这些情况，大家谈论很多，却很难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因此，事实究竟如何，仍是一个疑问；那种真正能够作为决策依据的事实，仍然难以呈现。
另一方面，正视事实更难。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只有把握在思想中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意思是说，一个人纵然可以被一大堆事实所包围，或者即便他就生活在由这一大堆事实所围绕的世界中，这个人却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和把握住这些事实。不仅如此，他日复一日地与这些事实相伴，反倒可能让他失去对这些事实的自觉认识和思考。
举例来说，不少人都感觉我国的房价太高了，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要真正成为政策主张并实施，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思索和讨论过程。诸如对市场经济、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环境污染等经济和社会事实的认识，同样需要经过艰苦的思索才能获取真切的认识和把握。
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和正视那种“把握在思想中的现实”，关键是要能够做到始终坚持用正确的、科学的思想来把握事实。这就更难了。比如，我们对GDP形成真正科学的认识，只有到发展并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行动指南之后，方得以形成。这个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
具体到上海，我们究竟有哪些特色和优长，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城市人口究竟达到什么规模合适？干部内生动力机制如何调整和重建？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在哪里？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应该对标哪些最高、最好标准？基层治理创新还有哪些关系没有理顺？这些重要的基本事实搞清楚不容易，真正做到正视它们更不容易。
要深入“解剖麻雀”
做正确的调查研究，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人们经常说，调查研究要深入基层、沉到基层。可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深入和下沉，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很多时候，看起来很认真地到基层去了，看了现场、做了访谈、开了会议，却并没有把事实搞清楚。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留下了很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样板。
这些调查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蹲点”。也就是说，到一个地方开展调查研究，一定要“蹲”下来；针对一个目标，通过“解剖麻雀”，把事实弄得个水落石出。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到寻乌开展蹲点调查。针对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解剖麻雀”，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论著，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科学论断，历史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和进程。
1961年，周恩来同志赴河北革命老区伯延人民公社，连续开展了四个昼夜的蹲点调查，对“大食堂”这个麻雀予以彻底解剖，发现了当时中国农村、农民经济生活状况的很多“铁的事实”。同年六七月份，陈云同志来上海青浦小蒸公社开展蹲点调查，一蹲就是15天，从农民“私养猪”“自留地”“多种蚕豆”等细节中洞观问题，写出了《青浦农村调查》，成为深入基层解剖麻雀的典范。
当前，上海的事情“不脱层皮”是否可以解决得好？不好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相比当年，上海眼下面临的发展问题可谓“高精尖”，不下一番硬功夫、苦功夫，是很难搞准搞深、弄通弄透的。所以说，此次上海大调研肩负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广大党员干部不能满足于一般性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而要蹲下去、蹲得住，针对一个目标、聚焦一类问题，细致入微解剖麻雀，不辱使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雪魁）